小镇青年的2021：回家，不是为了逃离

作者 | 白莉莉（南风窗）

在不少小镇青年的记忆里，故乡，由一张张字迹凌乱的“小卡片”组成。

99年出生的黄唐文还记得，小时候，老家湛江徐闻被“装进”一张张揉皱的卡片，上面写满了水电、管道维修的电话。在那个智能手机还没普及的年代，小镇青年们的全部生活元素，“都和这些座机号码捆绑”。

2013年，不到15岁的黄唐文，成了徐闻县“走出去”的一个。来到东莞这个“大世界”，他很少再发现和吃穿住行息息相关的“小卡片”，因为他根本没时间关心日常——在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上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“怎么赚到第一桶金”。

这一年，刚满17岁的靳泰康，离开老家河南沁阳的西向镇，去山东济南当兵。在部队，他站军姿，叠“豆腐块”，像钟表一样准点吃饭、出操、睡觉。晚上躺在床上，他会想起在老家点夜宵的场景——在移动互联网已经冒出苗头的2013年，“随手摸到一家饭店的送餐卡片，摸到哪家，点哪家。”

《我和我的家乡》剧照

两个离乡的小镇青年，走进了更宽阔的大城市。和个体身份跃迁呼应的，是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变迁——2013年，被《纽约时报》称为“大数据元年”，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则坦言，“2013年，移动性已经变成人生活的核心。”

转眼间，八年即将过去，一个被移动互联网技术全覆盖的新时代，一个对城乡流动更包容的新世界正在展开。

如今，当张同学带着他的手机回到了松树村，鹤岗成为了网红城市，靳泰康和黄唐文也早已回到了故乡。与以往不一样的是，这次回家并不是为了逃离，而是看到了希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正从幕后慢慢走向台前，一个正在被影响、改变乃至重塑的县域生活，也在被重新“发现”、“打开”。

这是他们的2021，也是众多小镇青年的2021。

被“小卡片”堆砌成的熟人社会

毫无疑问，那些承担起餐饮、出行、生意、维修……功能的“小卡片”，是县域生活2.0的一个缩影。

如果把改革开放前，城乡“二元结构”背景下的中国县域，看作是县域1.0，那么改革开放至2013年，也就是所谓“中国移动互联网元年”之前的那段时期，便是县域2.0。

和县域2.0对应的，是城乡扩容、城区扩展、城市扩大的城市化浪潮。对黄唐文和靳泰康小镇青年来说，城市的魅力，都浓缩在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那句口号里：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。

徐闻外罗渔港

“城市里没有’小卡片’，人家都用APP。”黄唐文说。老家徐闻面朝大海，但当年的那个徐闻，却和如今被直播改成的“波（菠）罗（萝）的海”的徐闻完全不同——县域2.0时代的徐闻，还是一个用生活“小卡片”维系日常运转的熟人社会。

虽然在东莞流水线上班，但闲暇时间里，他还是去东莞这座“大都市”转了转，发现所有人都用点外卖、APP刷卡、打车。“老家为什么留不住年轻人？有了APP，谁还退回去用小卡片啊!”

和无数位“用脚投票”、“洗脚上田”的外来务工者一样，黄唐文眼里的老家（徐闻），是一个在县域2.0时代“缺机会、缺实体、缺消费”的“十八线小地方”。那段时期，媒体惯用“老龄化”“空心化”这些字眼，形容无数小镇青年眼中“日渐凋敝的故乡”，“没人不想回家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当时真的不适合回家。”黄唐文说。

这个说法，得到了韶关90后熊立的认同。

熊立一家在韶关开小餐馆。小时候的他每天帮父母看店、收款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外卖，有时候客人一个电话过来，熊立还当起了外卖小哥，送餐路上顺便派发自己手写的菜谱。他觉得，过去的韶关，并不适合年轻人发展。理由是，机会实在太少。

韶关乡镇街头

《瞭望》杂志曾刊登一篇题为“县城为什么留不住人”的文章，其中提到了县域2.0时代，“县城留人难”的症结：一般小县城想通过“乐业”带动“安居”，难度极大，且是一个死循环：县城没有吸引人才，就找不到好企业，没有好企业，更没法吸引年轻人……

这个死循环直到2015年才逐渐被打破。彼时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》正式发布，“支持农民工、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，通过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，可以促就业、增收入。”

也是在那个时候，移动互联网的世界开始兴起了O2O的概念，并迅速席卷了外卖、出行、住宿、购物等各个生活领域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正通过手机实现快速变革。

财经作家吴晓波说，“2015年给我的感觉是：互联网把世界推平了，年轻人有一点热情，有一点创意，就能快速创业，不论你在城市，还是身处乡村。”

青年返乡创业电影《一点就到家》剧照

城市里的一些小镇青年抓住了风口。这一年，靳泰康刚刚离开部队，从山东回到河南。退伍后的他“还是想回家过安稳日子”，但也担心“老家机会太少”。

他在郑州待了一个多月，总觉得“得学点互联网的东西。就算不回去创业，也得学学怎么用互联网做买卖、做营销什么的。”他就在郑州报了个互联网培训班，早上四五点起，晚上一两点睡，“天天鼓捣手机，琢磨互联网那些事儿。”

靳泰康的老家西向镇坐落于太行山下，老家有工业，“钢化玻璃产业让很多人有饭吃”，人际关系也简单，“并没有那么尔虞我诈”，对于本地的小镇青年来说，并不像很多其他“十八线小城市”那样不堪——至少靳泰康是这样认为的，“娶妻、成家；立业、生子。这样下来，就是西向镇人的一辈子。”

太行山脚下的西向镇

但作为镇里为数不多的，去济南这种大城市“见过世面”的年轻人，靳泰康觉得，好在当初在郑州“学了点互联网技能”，如果没有当初的这些“触网”经历，自己可能真就“回不去老家”了。

互联网有多重要？他举了个例子。“小时候，大家都喜欢去老家的水库游泳、逮鱼、抓虾。我喜欢顺着水流游，游到哪算哪，很多次都看到了不同的风景。”

他有一个和作家余华一样的梦想：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。

县城的变化藏在外卖单里

没有人能改变潮水的方向，但在追逐数字化这朵“浪花”的过程中，几乎所有人都看见了新风景。

在结束了郑州的互联网试训班后，靳泰康鼓起勇气回到了老家西向镇，他开了一家烟酒店，同时也在小镇做起了外卖骑手，在太行山下，把奶茶、汉堡送到田间地头。

在田间里穿行的靳泰康

村里人以前没接触过外卖，一开始不太会用，靳泰康耐心地教他们，田间地头不好地位，他就教村民们定位到附近幼儿园，人到了只要大声吆喝，就总能找到。慢慢地，大家习惯了点外卖，点的也越来越熟练。靳泰康说，老乡们点最多的是炸鸡和螺蛳粉，“咱们二街村的老人，经常是在家里打着麻将，顺手就把外卖点了。”

2019年，小镇青年熊立也从重庆“游”回了广东韶关。跟他一起回来的，还有几个童年伙伴，他们都是90后，最小的只有98年，他们曾经在一线城市或国外打拼，最终不约而同选择回到了故乡。吸引他们回来的，并不仅仅只是乡愁。

几位年轻人在韶关开茶餐厅、咖啡馆、烘焙店，小店接上了外卖平台，以往自己跑腿去送，如今有了专业的配送团队，“我在韶关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有设计感的咖啡和烘焙店是基本没有的。我们都是从外面一二线城市回来的，看了当地，觉得还是很有差距的，我们就想把自己在外面看到的、学到的东西用到本地来。”熊立说。

熊立等几个年轻人在韶关开的咖啡店

如果把靳泰康和熊立的转型故事，看作是县域2.0进阶至县域3.0的三个有力佐证，那么在时代大背景的宏观叙事下，两人故事背后所折射出的外卖消费趋势变化，某种程度其实也反映了中国县域发展之变。

这从美团外卖近日发布的《2021年外卖新势力城市榜单》（以下简称“榜单”）中可以找到更坚实的佐证。榜单显示，和一二线城市昔日的“霸榜”趋势不同，如今，更多类似乌鲁木齐、泉州这样的三四线城市 “异军突起”，跻身“外卖新势力之城”。

黄唐文的老家湛江也榜上有名，这座南方海边小城跻身“全国订单量同比增速TOP10城市”。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他对此深有感触：“以前手机可能就只有QQ、微信，现在各种APP一大堆，老年人、宝妈族、00后，无论什么年龄层的人都学会了点外卖。”这要是放在5年前，几乎难以想象。

无论多小的乡镇，外卖员黄色的身影已成为人们生活的标配

随着人口回流，小镇青年的消费力以及审美力也持续被激活，那些固有的地域偏见在逐渐被打破。一个让人怎么也想不到的例子，是辽宁葫芦岛市。葫芦岛人爱点什么外卖？猜你会说虹螺岘干豆腐，了不起再配颗大葱一起送……但从上述榜单数据看来，这个东北小城市的外卖必点菜，竟然是自带浪漫色彩的地中海菜，偏爱程度甚至能排进全国第六位。

类似令人惊艳的城市，还有燕翅鲍下单量排名全国第六的乌鲁木齐、“澳门豆捞”订单量高居全国第七位的贵阳……这些四、五线城市，甚至更下沉县域最钟爱的菜式风格，和外界对自己的印象、认知相去甚远，这也间接宣告了一个“不按常理出牌”的县域3.0时代的正式到来：越颠覆，越有趣。

回家，不再是为了逃离

回家一年后，黄唐文也在徐闻老家按揭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，“月供两千出头，刨去还贷部分，还能存点小钱”。

靳泰康的站点从当初只有一个人扩张到了三个人，这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外卖站点。三个小镇青年、三辆电动车，串联起了太行山下小镇近60家饭店以及数万的常住人口。快递驿站、电商、直播带货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这里，在山脚下享受着田园的安逸，以及生活的便利。

向欢曾是一名资深调酒师，在北上广深杭多个酒吧都呆过；四年前他回到贵州织金安家，从外卖骑手逐渐做到了站长，工作闲暇时，他会把女儿带到站点照看

就像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出现“逆城市化”现象，“逆城市化”的话题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重又被反复提及：“逃离北上广”、“返乡青年潮”……

但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小镇青年这次回家，并非仅仅只是为了逃离大城市。

熊立和他小伙伴的店越开越多，有部分店外卖的营业额甚至比堂食还要高，对于互联网餐饮的流量、费率等模式，他们从接受到认可再到理解，在小城市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熊立说，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开店，新店也暂时只考虑三、四线城市，因为他们觉得小城市也有很广阔的机会，毕竟“小镇青年，也有小资的权利。”

荷兰建筑师雷姆·库哈斯说过一句话：世界的未来，在乡村。后来他觉得，这句话放在中国似乎更为贴切：“当中国把数字科技运用在城乡交流上时，它激活了人的原创性和创造力，此时技术联结的，不再是城市里坐在邻近两张桌子旁的人，而是散落在城乡不同地区、不同环境下工作的人。”

对于未来，熊立自信满满：“外卖解决吃，电商解决穿，智能家居解决住，网约车解决行，有了这些APP，世界没有什么所谓的中心——我自己，就站在世界的中心。”

回顾即将过去的2021年，世界的中心似乎不再仅仅只围绕着“北上广深”等一线城市。小镇青年依托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的红利，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心，也让大家开始意识到：宇宙的尽头可能真的是在铁岭；比丁真颜值更高的是他身后的理塘县；张同学和他镜头下的乡村生活有着与大城市无比“内卷”所不一样的魅力；鹤岗之所以让人向往，除了几万元的房价之外，还有那里各种百废待兴的业态以及发展潜力………